如何提升幼兒園教師的職業聲望
時間：2019-09-19
來源：Yojo幼兒園聯盟
作者：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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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幼教事業的發展，如何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加入到幼教行業，是目前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職業聲望又是影響職業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從社會學的角度，考察影響幼兒園教師職業聲望的相關因素，并提出提升幼兒園教師職業聲望的路徑。
一、幼兒園教師 職業聲望的構成要素
法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較早對職業地位進行了分析，并試圖從財富、權力和聲望三方面考察某個職業的社會地位。相對而言，財富和權力兩個指標相對具有客觀性，也具有一定的可測查性，而職業聲望這一指標更具有主觀性。職業聲望是指社會公眾對教師職業的相關評價，既與歷時態文化傳統中該職業的地位高低相關，也與共時態中該職業的現實處境相關。此外，職業聲望又是具有一定概括性的概念，其內涵需要進一步細化才能厘清。董新良將某一職業的職業聲望分為職業能力聲望、職業道德聲望和職業貢獻聲望三個維度。
這三個維度既考慮了職業的專業性特征，又兼顧了職業的倫理性特征，相對全面地概括了職業聲望的現實樣態，具有較強的解釋力。
基于此，本研究嘗試從職業能力聲望、職業道德聲望、職業貢獻聲望三個角度，從社會學的視角探析幼兒園教師職業聲望的影響因素及其提升的可能路徑。
二、幼兒園教師職業聲望的影響因素
1.職業準入制度不嚴格，職業能力聲望被“劣幣化”
當今職業類型日趨多樣化，這種分化以勞動分工不斷細化和專業化為前提。一般而言，職業的專業化程度與該職業的聲望往往呈正相關。這種專業化表征首先體現在該職業準入制度的設定與實施上。從社會學角度看，職業準入制度發揮著“社會屏蔽”功能，即通過相應的資格考試制度，設定該職業的入職門檻，在淘汰選擇的基礎上限定從業人員的數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該職業從業群體的專業性。
現代職業準入制度主要通過學歷和資格認證方式實現。布迪厄認為，以教育資格證書的一套規定和認定程序等形式出現的“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證書擁有者和學術資格擁有者地位的高低，最關鍵的就是能否得到體制和官方的認可，這種認可具有強制性。嚴格控制某種資格證書，將大大提高該資格證書的價值，也會在無形中提升擁有該資格證書者的地位。
近年來,雖然幼教事業蓬勃發展，但其職業準入制度的跟進顯然還未完全到位。具體表現為，雖然出臺了幼兒園教師資格證制度，但并未全面落實，這在經濟不發達的偏遠地區尤為突出。在幼教事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仍有部分未獲得專業資格證書的人員進入幼教行業。
此外，部分地區對幼兒園教師的聘任和解聘機制不完善；對幼兒園教師和幼兒教育機構的行為，法律層面也缺乏相應的條文規范。
縱觀現狀，幼教師資的培訓規模和幼教事業的發展一直不匹配，某些偏遠地區的幼兒園教師準入幾乎沒有限制。2012年起，教育部陸續頒布了各級教師的專業標準，幼兒園教師資格證制度才開始在全國大面積逐步推行。但就實際情況而言，學歷認證和資格認證還未統一，即職前的專業培養和入職資格證考試未能達成一致。
如同經濟行業中行業標準不足導致“劣幣”進入市場之中，職業準入制度不嚴格會直接導致幼兒園教師職業能力聲望被“劣幣化”。職業準入制度不嚴,會使一些思想素質低下、專業能力不足的人進入幼兒園教師隊伍之中，而這樣的教師進入職場后，又會因為缺乏幼兒教育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影響其專業表現。個別教師甚至會做出有違教育規律、僭越倫理底線的行為，在傷害幼兒的同時，也必然會敗壞整個幼兒園教師群體的職業能力聲望。
2.媒體報道負面強化，職業道德聲望被“污名化”
“污名”一詞起源于古希臘統治者給社會最底層的人身上做的標記，以表示他們的身份低下。當代英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在研究“胡格諾教徒”時，首先關注到了污名化現象，他把污名的概念描述為“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并加以維持的污名化過程”。
后來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把污名定性為 “受損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認為污名的本質是“由于個體或群體具有某種社會不期望或不名譽的特征，而降低了其在社會中的地位。污名就是社會對這些個體或群體的貶低性、侮辱性的標簽。被貼上標簽的人有一些為他所屬文化不能接受的狀況、屬性、品質、特點或行為，這些屬性或行為使得被貼上標簽者產生羞愧、恥辱乃至犯罪感，并導致社會對其產生不公正待遇”。
伴隨著電子媒介的普及，尤其是以微博、微信等為代表的自媒體工具的興起，虛擬網絡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一般“污名化”的運作方式，表現為個體可以隨時將身邊發生的各類事件采用文字、圖片或視頻的方式發布傳播，導致很多事件瞬間就成為媒介污名的素材。
從社會傳播學的角度看，這往往導致在媒介視閾中人們對某個群體的規范性行為視而不見，轉而關注該群體的非常態行為。如當初“幼師虐童”事件一經報道，就在一夜之間占據各大門戶網站的頭條，廣泛傳播，快速發酵，引發了網民的圍觀熱議。
不可否認，個別幼兒園教師的行為的確有違師德，但也不排除有些媒體在利益驅動下，為了吸引點擊率，通過碎片化和邏輯斷裂式的敘事陳述，夸張報道，存在失真的現象。這些新聞傳播引發的“社會反響”立即成為新的傳播資源，而對這些資源的加工與傳播又進一步引導了輿論，影響著人們的看法和行為。在一個個“虐童事件”的媒體效應沖擊之下，幼兒園教師職業道德聲望被“污名化”，“幼兒園教師”成為道德素質低下、專業技能不足教師的代名詞。
事實上，極少數虐童事件背后掩蓋的是千千萬萬盡職盡責的幼兒園教師的認真付出。然而，這些兢兢業業的幼兒園教師卻未被廣泛報道和傳播，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3.幼教定位模糊不清，職業貢獻聲望被“侏儒化”
社會分工導致了職業分化，某一職業在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中的重要性會影響該職業的職業聲望。在利伯曼（Lieberman）所提出的專門職業八條標準中，第一條就是該類職業能夠提供一種獨特、確定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幼兒教育是在西方工業化浪潮的背景下產生的，它在最初更多的是一種福利慈善事業，發揮著保育而非教育的職能。隨著社會發展，這種性質定位開始發生轉變，但這在社會公眾心中卻要經歷一個更漫長的認同過程。
對某一事物認知的學術史和公眾的認知水平并不一定同步，對幼教專業性的認識也是如此。迄今為止，大眾對幼兒教育的獨特性、確定性和必要性還未達成共識。解放初期，國家開辦幼兒園的初衷之一是為了解決女性投身社會工作后的子女保育問題，重視的是它的工具性功能，而非本體性的教育價值。雖然新背景下，對幼兒教育的性質定位有了變化，但在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城鄉之間，還存在認識上的差距。
長期以來，幼兒教育機構的創設和財政投入主要依托地方財政或民間投入，國家對其發展并無明確的法律規定，這種不確定性影響了幼兒園教師的身份定位。以經濟收入為例，幼兒園教師職業收入的政策性規定只是隱含在一般的教育法律、法規或文件中，并不明確。
在大眾眼中，幼兒園教師經常被視為“孩子的保姆”，“幼兒園阿姨”的稱謂就突出體現了這種定位。導致這種定位出現的原因，一方面與幼兒教育的專業性宣傳不足相關，另一方面也與我國幼教事業的發展形態相關。
尤其在一些經濟文化欠發達地區，由于財政投入不足，幼兒教育的市場空間很多被民辦的低質量幼教機構占據。硬件設施投入不足、課程設置缺乏專業性、師資水平低下成為普遍現象。這在客觀上削弱了公眾對幼兒園教師專業貢獻的認同度。
三、幼兒園教師職業聲望的提升路徑
1.良幣驅劣幣，進一步完善幼兒園教師職業準入制度
幼兒園教師職業準入制度起步較晚，相關職業標準出臺也較晚，導致幼兒園教師一度成為“人人都可以從事”的職業，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幼兒園教師的職業能力聲望。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幼兒園教師職業準入制度。
完善和執行幼兒園教師職業準入制度看似簡單，其實不易。一方面，國家雖然已經開始實施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制度，但其真正落實需要地方政府及相關主管部門的有力推進。
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幼教事業的迅猛發展，幼兒園師資缺口較中小學更為嚴峻，尤其在偏遠地區。在這種背景下，相關部門和機構難免降低職業準入門檻，從而無法保證所有幼兒園教師都能持證上崗。
《國務院關于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提出，幼兒園教師隊伍建設要以補足配齊為重點，切實加強幼兒園教師培養培訓，嚴格實施幼兒園教師資格制度，依法落實幼兒園教師地位待遇；具有其他學段教師資格證書的教師到幼兒園工作，應在上崗前接受教育部門組織的學前教育專業培訓。
某種職業的準入制度是否能夠得以順利實施，還與社會公眾愿意從事該項事業的人群基數有關。吳剛指出，人與制度之間是一種互動存在，對個人行為，我們需要了解其決策或博弈的社會收益。
若幼兒園教師職業沒有足夠的吸引力，愿意獲得該職業資格的優質人員儲備自然不足。而現實又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員進入該職業之中，由此產生的結構性師資矛盾就很難解決。因此，需要進一步推進完善幼兒園教師職業準入制度，采取更靈活的方式提升幼兒教育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
2.避免夸大效應，提升幼兒園教師媒體素養
無論外在的監控多么到位，法律制度多么健全，都無法完全杜絕個別幼兒園教師出現有違師德的行為。而在電子媒體普及化時代，這類事件一旦發生，要求所有網絡媒體能夠堅守媒體操守、真實公正報道也很難。
因此，作為幼兒教育的從業人員，一方面需要加強自身職業素養，盡量不讓此類事件發生，另一方面還應跟上時代潮流，重視媒體平臺對幼教從業人員職業聲望的巨大影響力，并善用這種影響力。
這可以從兩個維度展開。
一是在日常狀態下，幼教從業人員需要主動運用正面、真實的信息加強對幼兒園教師群體正面形象的傳播，避免因主體缺位而形成信息盲點。
二是從管理層面來看，各級幼兒教育主管部門要加強媒體危機的公關能力，要善于利用媒體平臺發聲，防止因話語缺失而讓幼兒園教師處境被動、被邊緣化。以往采用的試圖用沉默解決問題的思路要徹底摒棄。在一個人人都可能是新聞制造者和傳播者的時代，自媒體的強大威力極易讓教育現場中的小事快速演化為公眾關注的大事件。
因此，作為幼教從業人員，加強突發事件的危機公關處理能力成為迫在眉睫的挑戰。只有這樣，幼兒園教師才不致于被媒體的浪潮淹沒，成為自媒體時代的“失語者”。
3.達成雙重認同，全面提升幼兒園教師專業水平
從功能角度看，職業準入制度僅能從“入口”對幼兒園教師的質量有所保障和提升，但某個職業群體的社會聲望不完全由該職業的準入制度決定，也由這個職業所能提供的服務的專業性貢獻水平決定。如果說一種職業的準入制度、收入等構成了該職業聲望的外源性因素，那么從業人員在職場中的專業化水準的呈現則構成了職業聲望的內源性因素。
由于傳統原因，在我們的文化語境中，公眾對幼兒教育的專業性認同莫衷一是，并未達成真正的社會共識。這就更需要幼教從業人員通過自身的工作展現該職業的專業性，獲得大眾對自身專業性貢獻的真正認同。
《幼兒園教師專業標準》指出，幼兒園教師的專業性標準包括專業理念與師德、專業知識、專業能力三方面。其中，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一方面可以通過職業資格認證制度推進，另一方面則需要通過從業人員在工作過程中的專業化水平來體現。如果從業人員無法在工作中體現出應有的專業水平，就極有可能被公眾詬病，從而影響該職業群體的職業貢獻聲望。教師專業發展的終身化已經成為共識，幼兒園教師的職前培養和職后培訓應成為系統的整體，以促進幼兒園教師的專業性不斷發展。
以對兒童的理解為例。在職前教育階段，準幼兒園教師大多是通過教科書了解兒童發展的特點的。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些兒童都是“抽象”的兒童。只有真正進入到工作場域之中，教師才能接觸到鮮活、生動的“具體”兒童，對工作對象的理解才可能真正從理論走入現實，從而進一步進行結構化抽象，達到對兒童理解的否定之否定。
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傳統的“被發展”模式已經受到質疑。在教師的專業發展價值取向上，相繼有知識取向、技能取向、情意信念取向、文化取向和實踐反思取向。教師若想獲得良好的專業發展，必然需要將這幾個取向融合成為一個有機統一體。
而在教師發展的取向中，應當重點關注教師在職場生態中所能獲得的支持和發展，這對其專業性提升尤為重要。因此，需要為幼兒園教師構筑平臺，幫助其在職后的工作場域中不斷反思成長，同時要著力將幼兒園建設成學習型組織，促進幼兒園教師的專業性不斷得到提升，進而達成公眾對其專業性的“名”和“實”的雙重認可。
綜上所述，當前幼兒園教師的職業聲望正遭遇著一些挑戰，這主要與幼兒園教師職業準入制度不嚴格、媒體對幼兒園教師負面事件的過度報道和消費、公眾對幼教性質的定位模糊不清等有關。要提升幼兒園教師的職業聲望，需要通過完善幼兒園教師職業準入制度、提升幼兒園教師媒體素養、全面提升幼兒園教師的專業水平等路徑來實現。
